在这次讲座中，从老师的讲解中，我了解到了习家池。习家池，又名高阳池，位于湖北襄阳古城南郊5公里处，三面环山、东临汉水，是东汉初年襄阳侯习郁效仿范蠡养鱼之法修筑鱼池而建的私家园林，占地35万方，为中国最早的私家园林之一。两千多年来，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名流显贵、庶民苍生咏诗作赋、休闲怡情之胜地，同时也是祭祀贤达、传播佛教、灌溉水利之福祉。
这是明代造园大师和园林学家计成在著名园林学著作《园治》 中，论述习家池郊野园林的选址原则。文中的“构拟习池” 是推崇构建郊野园林要按照习家池的选址原则和建造格局进行，由此可见，习家池在中国园林史上的确有着重要地位。习郁选择在岘首山南阎家冲一带构建习家池园林，将宅第置于园林之中。整个习池依山形而筑，引白马泉水入内，开挖池塘养荷喂鱼，筑芙蓉台以凭栏，园内奇树名花互相掩映，亭阁流水台榭交错，历经两千年风雨沧桑而园内重要景点较好地保存下来，堪称园林奇迹。
习郁始建习家池时，其位显官高，加上优美的园林式庭园建筑，往来拜访、雅聚的显贵名流墨客络绎不绝。习郁后人习凿齿又在此“临池读书、登亭著史” ，著有《襄阳耆旧记》、《汉晋春秋》 等，也让习家池名声远播。唐代诗人多钟情于习家池，来此咏诗的有15位之多，他们咏叹习家池与山简醉洒的佳作更是让习家池流芳千古。与山简酒趣相投的李白，对山简常醉习家池戏嘻不已，有其 《襄阳歌》 为证：“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 《白铜鞮》 。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翁醉似泥。” 唐代咏习家池最多的当属本地诗人孟浩然，其著 《襄阳公宅饮》是现存最早的一首习家池修禊诗，而 《高阳池送朱二》 则是孟浩然在习家池为友人饯别的诗：“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 。还有很多诗作写到习家池：“叔子神如在，山公兴未阑。尝闻骑马醉，还向习池看” 等等，不一而足。
到了宋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习家池更为诸多文人所关注，留下了不少著名诗篇。欧阳修《高阳醉卧》 “高阳池边春欲暮，铜鞮坊里花如雾。惆怅山翁唤不醒，红日西沉汉江渡。汉江渡D将别离，拍手尚有拦街儿。” 到习家池最勤、留诗最多的地方官，当属神宗元三年间任职京西提刑的彭汝砺，他在《高阳池》 写道：“三年南雍居，十至高阳池。鱼鸟如故人，相忘不相疑。但持青莲叶，不倒白接篱。我与之子游，何似山翁时。”明清诗人歌唱习家池的更多，当时兴起的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等流派的著名作家，都为习家池留下了不朽作品。为习家池贡献最大者，当属清襄阳知府周凯，他主持重修了习家池，新建了 “四贤祠” ，收集整理了 《游习家池诗集》 《高阳池修禊诗集》 等，他个人的习家池诗，《襄阳府志》 录有四首，他对襄阳的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习氏家族是襄阳的名门望族。自习郁始，就涌现出很多名人，据习凿齿 《襄阳耆旧记》 记载，就有习融、习郁、习珍、习温等14人之多。作为习家池的建造者，习郁对此地十分钟爱，生前多次嘱咐其子，言“我葬必近鱼池”。清襄阳知府周凯所作《高阳池修禊诗序》，记载了习家池西北有习氏子孙修建的祠堂。
中国自古以就是一个非常重视祭祀的国家，名门望族更是如此。随着习凿齿正统史观在史学地位上的上升，特别是其忠君爱国思想所起到的稳定人心、净化风气的作用为历代有识之士所重视，认为有 “报功风教” 的作用。所以，对习氏名人的祭祀渐渐超出了家族私祭的范畴，渐改由官府出资或牵头修建祠堂，主持祭祀活动，习家祠堂逐渐成为襄阳公共祭祀场所。明嘉靖年间为纪念先贤、教化民众，湖广按察副使江汇在习家池旁增建了 “习杜祠” ，用以纪念习凿齿和杜甫两位先贤。清道光六年，襄阳知府周凯按其 “法施于民，以劳定国，以死勤事，能御大灾，能捍大患” 的原则和标准，对习杜祠进行清理整修，将 “山简、习郁、习珍、习凿齿”四人列为奉祀对象，并将“习杜祠”改称“四贤祠”。这时的习家池家祠官祠祭祀并重，除供人们游玩怡情外，也担负起教化怡志功能。
东晋习凿齿在习家池读书、著述立史外，还热情邀请东晋著名高僧释道安率众400余人，到襄阳弘法传道。释道安来襄阳后，始寄居在习家池宅第，其首座寺院是习凿齿从习家池宅第中拨出的部分私宅，暂作道安僧众寄住和弘法场所，道安依惯例将之命名为白马寺。由于道安僧团人数本来就多，加上佛教在襄阳的迅速传播，需要增加寺院作为居住和传教场所。史载道安在襄阳建寺15座，除白马寺外，还有谷隐寺、甘泉寺、景空寺、檀溪寺等。其中谷隐寺所在地亦为习氏祖产，但以檀溪寺的规模最为宏大。道安在襄阳弘法期间，习凿齿为他们创造了优裕的生活条件，习凿齿为他们创造了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良好的弘法环境，道安在襄阳前后15年间,开创了 “本无宗”,撰写 《经录》 ,统一僧人姓氏，确立戒规等多项成就，在襄阳结下了佛学丰硕成果，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明嘉靖以前，习家池及其所在的白马泉水网水源丰富。白马泉水源出白马山后，汇集多股泉流，水量丰沛，除供给习家池常年不涸外，下游的田地都赖之灌溉。白马泉以下就建有水利工程，灌溉渠有20多里长，可灌溉从习家池到茶庵的田地百余顷.但是被嘉靖皇帝北上京城即位时所修御道破坏，旧渠淤堵。万历年间，习家池灌溉工程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据明襄阳知府万振孙《水利议》 云：“凤凰山官泉，先年泉水通渠，南流至白马铺二十里，灌溉军民田地百余顷。”他认为当时襄阳最有必要兴修的水利工程是利用习家池不竭的泉水，修建灌溉下游几千亩的灌溉渠，还议定了行水路线、工程规划设计、派工及费用筹措办法等。清道光六年，襄阳知府周凯修缮习家池的另一重大成果，就是重修了习家池的水利工程，用以灌溉习家池下游上百顷田地。周凯自已对这一工程也相当得意，他在《浚复高阳池碑记》 中宣称：“尽水泉之利，彰古念今之迹，复游观之盛，一举而三善备。” 可惜行水路线遗迹因1978年修建焦枝铁路而隐失。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襄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习家池的保护与开发，先后进行了景点修缮及扩建工作，把习家池与岘首山、谷隐寺、凤林关等周边旅游资源进行了整合。力争将习家池风景名胜区打造成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5A旅游景区，重焕其灵秀雅致的独特风韵，成为展现襄阳“山水之秀、人文之胜” 的历史名片。
（旅游与艺术学院旅游管理2202祝思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