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图书馆精神，近几年图书馆学界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但如果到图书馆做一调查，却是鲜有人能准确予以回答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之不切合实际。因“图书馆精神”含有“精神”之所在，我们又常说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故作为一个热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倒是十分期望此精神能够给图书馆界注入些许新的活力。笔者不揣浅陋，对此予以探究。
每一个行业总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所以我们总是说某某行业的行风或行业精神之类的话。如中国保险业在2003年把其行业精神概括为：“服务大局、勇担责任、团结协作、为民分忧”。[1]同时我们也看到，并非每个行业都打出行业精神这块牌子，树立行业精神这面旗帜的。与图书馆行业相近的博物馆、档案馆，探讨其行业精神的似乎也不多见。
贺小兰在《试论百年图书馆精神》一文中认为：“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精神，不断推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百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主线并延续至今。”胡军在《图书馆精神刍议》一文中把图书馆精神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爱馆敬业的奉献精神，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开拓创新的创造精神，团结协作的凝聚精神。
以上论点，对则对矣，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精神，而作为图书馆精神单独提出来，显然是不适当的。图书馆作为现代社会的信息中心，无疑应具有胡军先生所概括的五个方面行业精神。但似乎把这五个方面的精神移作任何其他行业，称作其他行业精神也未尝不可。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叶继元教授所著《中国百年图书馆精神探寻》，通过对近百年几代图书馆学人的考察，进而把图书馆精神概括为：敬业、爱书、利人精神。[4]程焕文老师则常将中国的图书馆精神概括为“四爱”——爱国、爱馆、爱书、爱人[5]。叶教授的概括十分精炼，正是这种精神体现了近百年图书馆精英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奋斗的不懈历程。但其中的敬业和利人精神，仍非图书馆业所独有的特点。
“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的灵魂和精髓，是图书馆优良传统的结晶，是维系图书馆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通过20余年的图书馆学习和实践，笔者认为，图书馆精神应是图书馆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精神风貌，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素质和职业修养，有别于其他行业的一种精神体现。因而笔者愿意把叶先生和程老师所提到的“爱书精神”扩展开来，提出图书馆精神就是“懂书、爱书精神”，以就教于大家。
2 “不懂书”的诸多事例
什么叫“懂书”，从字面而言，即读得懂书。查遍辞书，并无解释的词条。如把读得懂书作为图书馆行业的“懂书”，那么天下大凡识字的人，都要高兴地说，我还是读得懂一些书的。但读懂多少书，读懂多少类书才叫“懂书”。似乎也是很难界定的。“懂书”的定义难下，我们可以试着举一些图书馆不懂书的例子，那么图书馆行业懂书的范畴或许要缩小许多。
2002年12月9日的《南方周末》报道：巴金研究者、人民日报社编辑李辉致电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称其在京城某旧书摊发现并买下了6本印有“巴金赠书”字样的英文版《THEDIAL》（《日晷》）杂志，其中一本内页有巴金的毛笔签名，摊主称是“国家图书馆外文期刊部处理过期期刊时得到的”。12月10日，北京报章以“巴金赠书惊现旧书摊”为题发表报道。此后尚有部分藏书者称，也淘到过国图流散出来的巴金藏书。[7]随后《工人日报》以“巴金赠书流失一事引人关注”为题报道称：此次发生在“国图”的赠书流失一事，虽需进一步的调查，但已对图书管理疏漏敲响了警钟，特别对于国家图书馆这样的权威机构，如何维护自己的声誉、妥善保护文化遗产、给赠书人以尊严和尊重，是相关责任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事在报章杂志和网络上迅速传播，闹得沸沸扬扬，堂皇的国家图书馆也会把世纪老人著名作家巴金的赠书流落市场，因此大失颜面。由此可见，连国家图书馆也有不少不懂书的人。那么遑论其他众多的图书馆，不懂书的人更是不在少数的。
其实在我国图书馆图书剔旧工作中，尚存在大量的问题，有图书馆一次性把文革资料处理掉的，有一次性把多年系列整套的报纸合订本剔除作为废纸处理的。前数年北京一个著名的图书馆曾经把众多的民国书刊一次性处理掉，引得上百位旧书摊贩趋之若鹜。这是因为在许多的民国书刊中，不乏能够作为文物的革命文献（新善本），不乏市场价已达上千元甚至数千元一本的新文学毛边本。更有甚者，一些图书馆把残破的线装书也有作为废品处理掉的，在这些所谓的废品中，说不定就有古籍善本或孤本的。这种情况在郑振铎、黄裳、叶灵凤等许多藏书家的笔下描述的大多是解放前的情况，不曾想，到了今天，仍不乏其例。
最近西安《华商报》4月12日报道：陕西省社科院图书馆处理民国旧期刊报纸，数量据说有数吨之多，这其中有不少民国解放区的珍贵期刊报纸，如解放区《中原日报》合订本，延安的《群众》合订本等。在笔者看到的一份藏家目录中，即有此批图书剔除出来的近二千本民国珍贵期刊报纸的目录，据说需花费10万元方可收藏到。无怪乎陕西省社科院领导大为光火，痛斥其为“败家子”行为。
在藏书剔旧过程中，因没有一个标准可依，图书馆当然可以依据主事者的个人喜好随便剔除旧书了。而主事者是否“懂书”，又是否“爱书”，只有老天知道了！
正因为不懂书不爱书，许多图书馆的大批古籍文献甚至珍善本，数十年在大库里尘封土垢。许多图书馆的古籍文献、民国图书资料无人能够整理，无人愿意整理，甚至有人需要浏览一下也不可得。有些是当政者不知道此物有何用，而有些是把这些都当成别人不可触碰的宝贝。在有些图书馆要寻找一二个能够承担整理又愿意潜心坐冷板凳整理的，实非易事。而这种情况在全国收藏有古籍民国文献的图书馆并非个例。
正因为不懂书，许多图书馆存藏需要重点保护的图书，许多需要按照《文物保护法》重点保护的珍善本，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文物局作为文物的主管单位也鲜有过问此事的。正因如此，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于2005年11月，数十万图书文物遭泄漏供暖水浸泡，藏有60多万册图书文献的地下书库灌进了大量的暖气热水。其中镇馆之宝清代善本乾隆版《大藏经》浸泡严重。这也可说是图书馆不懂书不爱书的惨重代价。
正因为不懂书，许多图书馆的革命文献（新善本）才混同一般图书列于大书库，任凭读者借阅。而许多图书馆员可以说还根本不知道“革命文献”、“新善本”、“毛边本”为何物。至于如何加强保护和利用，那么只能是天方夜谭。可以说，不懂书的例子在图书馆界比比皆是。但这在图书馆学界却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
正因为不懂书，我们会经常看到许多图书馆在采购图书中的随兴所至，任意采购，毫无长期的规划目标。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一个藏书系统丰富，有自己特点的图书馆，无一例外都是图书馆懂书之人，经过几代甚至更长时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我们所最常看到的却是，图书馆主事者的频繁变更，采购人员的无章可循。图书馆馆藏的系统性因领导的变更而变更；整套图书或许因为采购人员的变动而中辍；图书馆因为急于补充馆藏而采购盗版图书。甚至有图书馆领导者以价格高低来取舍图书的是否采购，无论什么书，只要是价格高昂的，图书馆即望而却步。我们知道，许多图书在读者个人因财力的限制及个人利用率的问题，是不可能问津的，但如果图书馆也以此来决定图书取舍，那么，这样的图书馆藏书质量和结构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图书馆界没有懂书爱书精神，许多图书馆的一馆之长，可以随便用一个行政领导，哪怕这位行政领导一年也没有读过几本书，大字也认识不了几箩的。甚至在一些著名的高等学府图书馆，图书馆馆长也可以随便聘任一个外系的专家教授来主持馆务，来处理学校巨大的购书资金使用，指导甚至掌管着全校师生的阅读命运。此实非明智之举。正因如此，著名图书馆学人黄俊贵先生在《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中有这样的愤慨：“现在正是如此，不学图书馆学！对图书馆没有多少了解的人可以当图书馆学教授；没有什么研究成果，没有多少学术影响的人可以当博导；对图书馆没有事业心，也不钻研图书馆的人同样可以当馆长，甚至去分管业务工作，难道在座学图书馆专业的同仁对化学、物理一窍不通，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可以去化学系1物理系！历史系当教授？——这纯属自掘坟墓，十足的自戕行为。”
3 懂书爱书的真正内涵
以上仅列举了一些图书馆不懂书的事例，那么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些图书馆界真正懂书的例子。
正是因为有这种懂书精神，美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主要集中在研究生和博士生层次上，很少有本科生，也即要求学习图书馆学的要尽量的知识面宽泛，而又必须掌握一门专门的学问再来从事图书馆学的学习和研究。
中国的图书馆界先驱很早即懂得图书馆精神的真谛，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早在1921即曾说到：“欧美各国多有图书馆养成所，美国之图书馆学校多有以大学毕业为其入学资格者，则图书馆事业之为一种专门职业，而必有待于专门训练也明矣”。[11]此后刘先生更强调“图书馆学乃是一门包含着许多科目的科学。把图书馆学和图书管理学等同起来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是一种不了解图书馆事业内容的看法。仅仅有图书馆管理的知识是不够成为全面的图书馆学家的。”
解放后，著名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先生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任图书馆学系主任时，曾讲到：“图书馆馆员不能只保存文献，而不研究文献。人不知书，影响服务。我国各大图书馆都应当集中一批对各学科文献有深刻了解，对各种类型书刊有精到研究的人才，你们自己学有成就，才能更好地帮助来馆读者利用图书，使他们有更大成就！”
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也讲过：“图书馆学为专门科学之一，与教育、医学、工程等同属大学学系之一，内容繁博，有终身研究不足之概。图书馆职司典守，功在积聚，尤需终身以之——如果没有看过一二万本书，了解各科门径，就不能称为图书馆专家。”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徐雁教授总结20世纪上叶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认为以“注意培养学生懂书爱馆，以及组织馆藏、服务读者需求的能力”为首务。并把我国80年来所逐渐积淀下来的图书馆学教育优秀传统，分解为“读书—学术”两个主题，并概括为“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这可以说是对以懂书爱书为核心的图书馆精神最精到的阐释。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延续至今，反而迷失了先驱者所开创的正确方向，这固然有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当前的图书馆界没有深刻体察图书馆学“懂书”的真正内涵！
正因为有“懂书、爱书精神”，许多老一代图书馆专家学者，无私奉献，甘愿“板凳宁坐十年冷，学问不叫一句空”。王重民先生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成为图书馆学人“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的典范，“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敦煌学、史学和索引编纂等方面，王先生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16]老一辈图书馆学家无一不是懂书爱书的典范，如刘国钧、杜定友、李小缘、顾廷龙、来新夏等，可说是数不胜数。新时期，在新一代学人中，徐雁、王余光、程焕文等，对这种精神不断发扬，成就斐然，徐雁教授在目录学、藏书史、书评学等诸多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以书文化为主题先后出版有《秋禾书话》、《开卷余怀》、《苍茫书城》、《中国古旧书业百年》等著作，先后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中国藏书通史》、《书林清话文库》等多部著作；王余光教授把图书馆学拓展至阅读学；程焕文教授编著《中国图书文化》。这一切都向世人昭示，图书馆学人应以图书文化的研究发扬为己任，以懂书爱书的精神为动力。
正因为有这种懂书爱书精神，有修为的图书馆人，才能深切地体察如饥似渴的读者的阅读心理，方能体会学者研究学问搜罗爬梳资料的艰辛历程。虽然掌握着这知识殿堂的钥匙，但从不会私密宋椠元版，珍罕资料，而是尽量使之化身千万，公之于众，在此方面，张元济先生是近代图书馆学人的代表。正是因为有这种懂书爱书的精神，张元济先生集中国近代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家于一身，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因为懂书爱书，许多藏书家（我一概目为广泛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家），把一辈子的心血藏书捐献国有，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图书馆事业。近现代一些藏书家中的有识之士成为图书馆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张元济等。许多藏书家成为现代意义上图书馆的领导者和骨干，如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前身）的前几任馆长缪荃孙、徐森玉、陈垣、袁同礼都是著名的学者兼藏书家，曾供职北京图书馆的藏书家有谢国桢、向达、赵万里、朱家濂等。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李庆城均是出身藏书世家的版本目录学家。据范凤书先生所著《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绝大多数的藏书家藏书化私为公，成为众多图书馆的基本典藏，如天津著名藏书家周叔 先生和九峰旧庐的藏书成为天津图书馆的重要古籍入藏基础，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多得益于李盛铎的藏书等。藏书家之藏书化私为公，体现了众多藏书家的真正的懂书爱书精神。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情报学的兴起，及随之以“信息管理系”的名称全面取代图书馆学系，懂书爱书再也少有提及。可以说图书馆人现在的尴尬是即不专更勿论博，要寻找几个让社会公认的学问大家，可以说也是举目无着。更典型的是，因为在图书馆界失去了懂书爱书的优秀传统，缺乏懂书爱书的精神，虽然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但其深层的弊端也逐渐彰显，甚至闹出不少的笑话，实乃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界之悲哀。
有鉴于此，笔者愿意再次引用黄俊贵先生在《丑陋的图书馆学——实话实说访谈录》中的一段话：“鉴于图书馆精神溶入传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果对我国传统文化数典忘祖，对世界文化茫然无知，图书馆精神也就无从谈起。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前驱者都学贯中西，正是他们具有图书馆精神的底蕴……”[17]这昭示我们当今的图书馆人，仍应以博览群书，懂书爱书为其最基本的修为。
4 正确的爱书态度
“懂书”或许因例证之枚举有个大致的印象，但“爱书”，因讲到情感一类的事，那就更难有所界定。正如歌词里所说“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只能譬喻，不可具象。故仍用枚举法，以便有更多的表象了解。
中国古代读书爱书的故事数不胜数，“头悬梁，椎刺股”当然不能作为爱书的例证，如果读书需要到“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那么，读书就没有任何的乐趣可言了。鲁迅在《而已集·读书杂谈》中有真正爱书的譬喻：“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目的不在赢钱，而在有趣。”《史记·孔子世家》曾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这说明孔子不仅是儒学的开创人，同时也是中国较早爱书的典范。
古今中外都有众多爱书如命的人。宋人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成语有“囊萤积雪”的读书故事，古人尚有“祭书”的传统。著名作家冯牧先生说过：“爱书需成癖好，才可以言读书”。著名作家柯灵更是动情地说到“书是我青春期的恋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侣。有了它，我就不再愁寂寞，不再怕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书本是太阳、空气、雨露。我不能设想，没有书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柯灵先生把书本喻为恋人、知己和伴侣，那么，这样的爱书精神确乎是渗入血脉，沦于脊髓了的。
著名藏书家叶灵凤先生说得好：“真正的爱书家和藏书家，他必定是一个在广阔的人生道上尝遍了哀乐，而后才走入这种狭隘的嗜好以求慰藉的人。他固然重视版本，但不是为了市价；他固然手不释卷，但不是为了学问。他是将书当作了友人，将读书当作了和朋友谈话一样的一件乐事。”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当然也不乏不爱书或不懂得正确爱书之人，甚至是狂妄愚蠢地想要毁灭书消灭书的暴君和恶魔。这当中，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是最为典型的例证，其后的封建帝王效仿者也不乏其例，至清代的“文治武功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借修《四库全书》之名，行毁书禁书之实，据陈乃乾《禁书总录》不完全的统计，乾隆借修“四库”之名，全毁书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炸毁石刻24，共计2929种。故有不少学者指出，乾隆皇帝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的摧残，其影响之深之巨，仍需大力矫正。
至解放初期，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及所属分支店，先后收换旧书达10余万斤，并将所得的旧书大部分当作废纸卖给纸商或国营纸厂作纸浆，损失了不少文物古籍，严重违反国家文化政策。为此，出版总署发出纠正错误的严正通报，《光明日报》专为这个错误事件发表题为《认真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短评，指出：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在相当长时期内大规模地销毁旧书古籍，摧残中华文化，这是严重违反国家文化政策的犯罪行为。[21]至文革十年浩劫，更是毁书禁书不计其数。这些极端的例子除政治因素外，更蕴含有不懂书不爱书的深层原因。
5 懂书爱书——图书馆的最低门槛
那么写到这里，或许会有人认为“懂书爱书”这道门槛是否太高了。如果懂书爱书要达到“读者为本、书籍至上；学贯古今、术通中西。”进而甚至把书作为“青春期的恋人，中年的知己，暮年的伴侣。”那么，数遍图书馆界大概能达到这样境界的定寥寥无几。而我要说的是，正因如此，才适合把“懂书爱书”作为图书馆的一面旗帜，作为图书馆人需要人生一辈子不断攀登的高峰。古人云：“求乎其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正是这个道理。而要达到“懂书爱书”的最低门槛，那么也是需要具有图书馆学的专门知识，懂得图书文化链条上所具有的必要知识，再懂得至少一门其他的专门学问。
另外一些人或许会认为“懂书爱书”精神并非图书馆人所独擅和专有，许多藏书家、学者是懂书的专家、爱书的典范。但对图书馆人来说，懂书爱书却必须成为其先决的必须条件，然后通过图书馆学及文化课程的专业任职资格考试，方可正式成为图书馆一员。书店工作人员、出版社编辑等许多职业也应该具有懂书爱书的精神，懂书爱书应该是图书文化链条里每个人所应具备的精神所在。只是图书馆作为图书的保管和提供使用者，更应该懂书爱书罢了，故把此掂出来，希望给图书馆立一道门槛，竖立一面旗帜：图书馆是懂书爱书人的天下，是古今中外美丑善恶各类著作的聚藏地和避难所，是读书人理想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