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所感

 曾经，我有一个看法，我认为中国的艺术作品不值得更多的关注。这主要是我在赋闲之后重新涉足艺术领域所产生的感触。

    我一直以为，艺术的本质不过是思想与情感的交流，如果你的表达无法给人有关你所在的社会或当下的人生予新的认知，就像一个成人告诉我你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我真的无法发出赞叹，或产生共振。

三十多年前，我看《歌德谈话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一句，你只有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才知道什么是最差的。中国有一句老话，法乎其上,则得其中,法乎其中,则得其下。因此，到了知天命的岁月，我又游弋于艺海，除了西方那些大师级的作品，基本不再看国人的作品，我似乎觉得，国人少有能让我灵魂擦出火花的东西。

可最近，因了朋友关系，我去关注熊章友兄的《断碑》，又因赵黎明老友的雅兴，我又萌动了阅读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的欲望。不读则已，慢慢读下来，我竟然有了新的感知。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比照，我在琢磨《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大观》一书时，我发现，除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部分作家的作品能给我一点惊喜之外，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诺奖作品，并不能使我产生兴奋。我才明白，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能深刻地表达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除此便毫无意义。以此来审视章友兄和周春兰的作品，我自然是刮目相看。

不久前我已品读了《断碑》，本文我试图以我的视角来解读《折不断的炊烟》。

正如周春兰的辅导老师杨彬教授在《折不断的炊烟》跋中所言，周春兰《折不断的炊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写了农村妇女周任玉在贫穷、艰难的环境下依靠写作找到了人生尊严和人生目标的故事。作品细腻而冷峻描写了主人公周任玉痛苦和艰难的处境，周任玉因娘家贫穷无势和丈夫无能暴躁，而备受婆家叔伯和妯娌以及凤山村乡邻的欺辱，儿子生病无钱救治，丈夫的毒打也是家常便饭，这一切使她压抑无奈，她曾以喝农药寻求解脱，最终，因了她写作有成，她的努力改变了原先欺辱她的叔伯妯娌和家人，以及乡邻对她的看法，并得到他们的尊重，从此她的心已不再黑暗。

像许多生活在苦厄中的凡人一样，人们在生活的无力挣扎中，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宗教般的自我救赎，但是周任玉和一般农村妇女所不同的是，她不是低俗地陷于愚昧的迷信中不能自拔，她有一个文学之梦，她一直在努力地用低成本的一叶方舟自渡，她在辛劳的间隙尝试着通过写作，倾述内心的感受，去自我释放，自我抚慰。

读罢《折不断的炊烟》，我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活着不易；二是农民真苦。

多年前，我看电影《康熙大帝》时写了一篇短文，感叹“活着不易”。那之前，有个女明星也曾感叹“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其实，为钱所困也好，为权所困也好，为情所困也罢，王者达人和庶民凡人都活着不易。智者面对苦厄，总有一种积极的选择，正如有人所言，你改变不了生态你就改变心态，你改变不了环境你就改变心境。麻木，或者转移注意力，或许是智者最好的自我救赎。

我要说的是，在《折不断的炊烟》里，凤山村的生活，对周任玉来说，就是一场噩梦，她能挺下来，主要依靠两点：一是母亲的那句话“哪儿的烟囱不冒烟？”，她每陷于困厄之中，常常以此自宽自解；二是文学之梦，姑姑帮她建构的一个虚幻之梦，仿佛一剂精神鸦片，似乎在她极度痛苦之时能给她片刻的纾缓。我总感觉这是一种无力之感的表达。

我有一个疑问，文学似乎能帮周任玉医治精神的创伤，但文学，或者大而言之，文化真能在当下中国农民的生命里，注入一种不可低估的生机和力量，真能帮助周春兰们既愉悦地耕耘着土地，又幸福地耕耘着精神吗？

周任玉的遭遇，是我们在其他有关农村的作品中很少能读到，而现实中却大量存在的常态。虽然作者给我们描述的是兄弟妯娌间的令人闹心的扭曲关系，但从中，读者读出的除了维持着封建社会得以延续几千年的“三纲”， 却很难读出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中华文化中固有的所谓的“五常”。

从媒体有关周春兰的报道，以及提携她的文学导师们的描述中，我隐约感觉到，她的困厄，更多的应该是，源自她目前所处的那个村子那个家族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窘迫给她带来的精神困顿。她的小说，也勾起了我一些有关亲戚在乡下生活状况的不堪回首的记忆。一个远房奶奶，因为子女不能承担必要的费用，在只需花费一万多元的便能安装一个心脏起搏器而挽救生命之时，被放弃了治疗，轻易而逝。一个嫡亲表哥遭遇车祸后，在救治无望时，表嫂主动放弃救治，而选择了肇事者一万多元有限的现金补偿。我曾耿耿于怀于逝者亲人的冷漠，而在读罢《折不断的炊烟》后，我似乎多少理解了乡村人的生存困顿与理智选择。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周春兰在《折不断的炊烟》里给我们描述的一个乡村社会，与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李昌平那部震惊世界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有着不一样的表述。应该说，周春兰没有那种声调高亢或沉痛的宏大叙事，有的只是局外人的一种文学化的平静赘述；周春兰没有知识分子或忧国志士的担当，有的只是一介村妇的世俗自扰。《折不断的炊烟》完全不是一种“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看，知识分子议”的精英式的文本。周春兰其貌不扬，其名不赫，假若读者没有耐心，她的小说也许会让人无法卒读，她的作品也许缺乏文学佳作那种使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而有心的社会学者若能用心研读，也许能在《折不断的炊烟》里读出别样的况味。掩卷沉思，我们不能不拷问：周任玉的恶劣生存状况，那种使她纠结于心的乡村生活，到底都是什么造成的？

六易其稿，历时两年有余，周春兰在一个所谓“农民作家扶持计划”中最终炼成了一部三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展卷审视，我不禁要问：文学之梦真的能抚慰周任玉的精神创伤吗？

在用心仔细的阅读中，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周任玉那个奔四女人的生活艰辛。而这样的艰辛，虽然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历史性地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但正如《折不断的炊烟》最后一行所言，“炊烟仍在飘，只是与以往有所不同。”与作品主人翁相似的人生际遇，我在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总是不绝于耳，也时常闪现于眼前。在本世纪初中国取消农业税制之前，乡村的苦难，就像周任玉在无奈中用喝农药寻求解脱一样，在基层的诊所或医院里，是农忙季节或年节时农民最常见的病症。

也是在《折不断的炊烟》的最后，周任玉说，苦难是一部书，她是在用她无知的力量诠释着自己的懦弱，自然不自然地融入在文字里，引用文学的意义（力量）改变的不是她的命运，而是人本质变化的过程。但是，周春兰之类人的本质真的能有所改变吗？她能做的，一是隐忍，一是看似洒脱的文学自慰。生活要继续，在中国城乡之间，一个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的社会，一剂文学鸦片的药效最多只有暂时之功。

我想说，文学之梦之于周任玉，有一天真能帮她步入一个光明的殿堂，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泡影。或如湖北省“农民作家扶持计划”始作俑者所言，她并不想推出一部或几部惊世作品。而是希望通过几个农民作家的写作，向世人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除了看电视看录像抹牌赌博，还有另一种活法，那就是读书写作。借用这位善者仁爱之言，那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是一个伪命题，或者说是一个并不能得到更多人认同的观点。我们这个社会更应该致力于努力改变乡村目前的物质贫穷，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贫穷，就像政府这几年陆陆续续所做的那样，减轻赋税，反哺农村，不取而予。这样的愿景，或许比读书写作，能给周任玉们带来更大的抚慰。

2012年正月初三草就